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就是五个“必须统筹”：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这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其中，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现实要求。

　　两者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实践

　　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是有机统一的。离开了质量的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就有可能退回到传统发展模式，高质量根本无从谈起。离开了总量的不断做大，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就难以得到充分展现，甚至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足而影响发展质量的提升。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通常与实施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密切相关，多采用中长期分析视角；做大经济总量则通常与完善宏观调控、强化逆周期调节密切相关，多采用短期分析视角。从长期看，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是一致的。例如，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延长产业链、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有利于发掘内需潜力、拓展增长空间。而在短期内，两者也可能出现摩擦。例如，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更高更严的要求在短期内会对“两高一资”行业造成“发展阵痛”。但总体上看，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相辅相成，两者统一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

　　从提升质量的视角看，高质量发展是因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从国内情况出发，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现实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制约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就是一个典型体现。从国际环境出发，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世界主要大国围绕科技制高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争夺日益激烈，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加速重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要求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做大总量的视角看，现阶段我国具备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和可能。就发展潜力而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城乡区域发展依然不平衡，整体尚未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发展空间依然广阔。就发展条件而言，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回旋余地大；已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大部分产品在国内就可以实现全产业链配套，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强；具备大量供给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截至2024年10月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66万件；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突飞猛进，新的增长优势正在形成。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拥有实现较快增长的现实基础。

　　高度重视“稳增长”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集中表现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高度重视“稳增长”工作，持续做大经济总量。

　　在“稳增长”的诸多选项中，首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锚定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来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需在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上发力加码，坚持就业优先，多渠道增加就业，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注重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大件家具的消费，积极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同时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改善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稳外贸、稳外资也是“稳增长”的重要选项。需深耕东盟、拉美和非洲等市场，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增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内优势产品出口。

　　做好“稳增长”工作，还需改善宏观调控、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加力。上文提到的许多扩大内需措施都和增加财政支出密切相关。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积极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此外，还需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放大政策组合效果。

　　改革牵引“提质量”

　　无论是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还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以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都需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各方面关系、各领域体制机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当前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能为创业创新活动打造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能为更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载体。必须持续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能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重要助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不但需要更好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完善绿色税制，而且要有针对性地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既要有“有效市场”，也要有“有为政府”，更要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实现经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系统部署，直接指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关改革举措涉及完善市场机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推动发展成果共享等多个方面。全面落实上述改革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完善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社会保障功能，更好推进发展成果共享。

　　在贯彻落实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基于现实条件和财力履行政府职能，把政府职能放在“应该做”“能够做”且“能做好”的范围之内；二是对政府履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优化资源配置，改进业务流程，清除各种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的现象，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效能；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各类社会组织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活动的科学有效，才能真正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