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的投资人很喜欢科学家来做企业CEO，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说，只要科学家当CEO的企业，就绝对不会投资。那么，科学家究竟是不是适合做企业的CEO呢？”

　　在近日由长江商学院举办的“拥抱2035‘科技X商业’新年峰会”上，长江商学院战略研究副院长、新生代独角兽全球生态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滕斌圣抛出上述问题。

　　对此，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王田苗给出的结论是“如果科学家不能做全职（CEO），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

　　他认为，从技术、工程到商品，前沿技术的商业化转化的周期很长，至少5-10年，期间企业CEO还要经历各种“锤炼”和跌宕起伏。此外，商业化成功的企业家往往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悟性。所以，科学家做CEO难度大，非全职且缺商业锤炼难以成功，孵化器模式或可提升成功概率。换言之，让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将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权利交给市场。

　　“中国人有时候会看长做短。举个例子，某个科学家整合资源的能力很强，他在技术转化的过程中，把样机搞完了，继而将产品卖给其他企业，由此实现产品的商业化。这样的案例不乏存在，但不足以说明科学家具备了企业家素质。企业家的本质在于能够将工程资源和对商业的敏感有机整合，并进行不断地创新迭代。”王田苗说。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创始所长王中林持相近观点。站在能源领域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角度，他表示，原始创新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需要多年沉淀，需要科研工作者保持兴趣和好奇心。但科研人员同样需要具备“转化”意识。尽管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成为CEO，但应该鼓励人员和资本的整合，找到科学研发和市场需求的“连接点”，并对青年科学家创业给予充分支撑，给予他们和企业、和资本对话的机会。

　　王中林将科学研究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起源性研究；第二是从0到1的基础性研究，比如蒸汽机发电、基础电磁感应现象等；第三是应用研究，比如如何优化光伏发电中的效率问题；第四是把技术变为产品，把产品变为商品。

　　“既然我们发明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不能变成能源界的新质生产力呢？”王中林表示，科研人员投身创业浪潮时，需迅速转变思维，扎实做好市场调研工作。

　　美籍华人科学家、晓龙基金会董事长曾宪章认为，与几十年前相比，当下国内科研人员创业的环境及所面临的挑战发生了显著变化。回顾来看，对于最初一批回国发展的海归博士来说，他们当年大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大学做教授，二是去大公司做工程师。彼时，支持科学家创业的外部环境还不充分。

　　在他看来，经过二三十年发展，目前国内各大高校都开有MBA班，市场上有数百家风险投资公司。但新冠疫情之后，国际和国内经济还在恢复阶段，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科学家创业的核心困境在于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当前国内很多行业企业面临产业布局的重新校正，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曾宪章给出两点建议：一是企业家应该摆正心态。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来，国内国外都处于一个顺风顺水的创业环境，“跳海创业”的成功几率远大于失败几率。而当下，创新创业的外部环境逐渐回归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说，企业家会遇到刮风、下雨，甚至地震、海啸，不能再抱有“躺着干就可以成功”的侥幸心态；第二是企业家必须“修炼内功”。面对资本市场融资收紧，高科技产品迭出，只有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方可获得市场青睐。

　　当一项科技创新成果被商业利用，意味着它的价值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但相较于创造过程中的研发投入，创新成果的归属性却相对较弱，且复制成本低。要想进一步激发科学家创业，长江商学院院长李海涛表示，我国仍需健全对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家创业，最重要就是保护自己的IP（知识产权）。如何保护？一方面有赖于制度健全；另一方面，也需要创业者在投资技术的同时，投资于人，给予核心科研人员相应的创新回报。”

　　此外，从投资角度出发，连界董事长、由新书店创始人王玥还提到，当前，天使轮投资受资本市场环境影响存在提前退出的可能，应推动科技与传统产业结合、科学家与企业家合作，面对未成熟技术要与科学家持续探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