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下的创投环境，国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一方面，国资创投的势头正猛，近些年各地的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涵盖省、市，乃至区县一级；至于规模，千亿不罕见，百亿常有，十亿甚至只能算“起步价”；从增量上看，有机构统计显示，目前市场的新增募资中，国资占比已经达到八成甚至更高。国资在整个行业中的“分量”不断提升，话语权也随之上涨，以至于很多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都把“服务”好国资，当作工作的重点。但另一方面，业内对这种现象也不乏争论，毕竟创业投资的本质，还是风险投资，当需要保值增值的国资大举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如何尽量减少这二者在“基因”上的冲突，已成业内关注的焦点。

　　这些年来，由于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社会资本投资于创投的积极性有所下滑，整个行业在募资环节都感受到阵阵寒意。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的进入，对整个行业来说，的确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且，国资以其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天然适合充当耐心资本的角色。但毋庸讳言的客观情况是，一些地方国资在其投资运作中，并没有充分理解风险投资的原始内涵，设置了诸如返投、保底、回购等条款，将股权投资变成实质上的招商投资、债权投资，其中后者犹以其“对赌”特性，备受舆论关注。然而客观效果是，出资人看似可以将风险转移、旱涝保收，但基金管理人基于风险顾虑，要么畏首畏尾不敢投资，造成资金闲置浪费，而真正有潜力的项目却无法得到支持；要么，项目失败，基金管理人或被投企业难以履行保底或回购责任，所谓旱涝保收实为镜花水月。

　　那么，国资的保值增值要求，与风险投资的不确定性之间，天然就是水火不容、不可调和吗？并不尽然。让国资大规模从事风险投资，本身就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俨然就是一项“风险投资”。既然如此，实际运作中的种种做法，既是试错，更是探索。国内外的宏观环境，决定了此时此刻国资必须挺身而出，做好稳住行业基本盘的压舱石；而创业投资的基本逻辑，则决定了不管是哪种身份或背景的资金，都必须遵守风险投资的运行规律。合理的风险收益回报是敢于“大胆”、坚持“耐心”的动力，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基金管理人专业的投资能力。

　　值得欣慰的是，放宽对国资创投的约束，解决其后顾之忧，已渐成多方共识，并在各地逐步铺开。从上海、广东、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政策实践可以看到，不管是设置最高亏损幅度，还是差异化考核等，都在针对国资创投的容错进行制度创新和尝试。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让国资在创投领域展现更大作为，真正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坚实后盾，这既是对创新精神的尊重，也是发挥国资引领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