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加积极有为政策基调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大力提振消费，优化支出结构等内容成为财政政策在2025年重要着力点。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打好政策“组合拳”。

　　在此背景下，2025年各级财政部门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效能，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

　　政策“组合拳”

　　作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2024年经济回升向好，但财政收入筹集难度也比较大。全国财政系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直面困难，统筹财政资源，加强预算统筹，为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了充分的财力保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2024年，全国财政系统在落实存量财政政策和增量财政政策方面效果显著，通过积极化债、增加地方政府自主财力、确保基层“三保”、引导地方政府行为、财政金融协同等多方施策，进一步夯实了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

　　2024年10月12日，蓝佛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会议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就是化债。会议提出“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这为市场释放极大利好。

　　财政部表示，这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据悉，自2015年开始，我国共进行了三轮较大规模的债务置换。按照财政部的安排，本次新增加债务限额规模或超过前一轮1.5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规模，这有助于缓释短期流动性风险、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提振市场情绪。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比2018年摸底数减少50%，伴随新一轮债务置换开展，存量隐性债务余额也有望进一步减少。

　　与此同时，会议还提出将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时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并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袁海霞认为，2024年中央出台的一揽子“组合拳”政策，为市场释放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信号，有利于完成2024年预算目标，对提振市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力提振消费

　　作为四项增量财政政策举措之一，提振消费需求作为重要内容被重点提及。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部署的六项重点工作中，支持扩大国内需求也被放在了首位。

　　在此之前，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5年的九大重点任务中的第一件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表明，提振消费将是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对此，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还提出三方面举措：一是要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大力提振消费；二是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推进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三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合理安排债券发行，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更多社会投资。

　　在当前经济修复持续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微观主体扩表意愿不强的背景下，市场人士认为，发挥财政逆周期调控作用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方向。“提振消费需要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只要居民收入水平上去了，消费的扩大也会水到渠成。”一位财税人士告诉记者。

　　当前对于多数人来说，居民收入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劳动收入，而就业在增加居民收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居民通过就业得到更多的劳动收入，也为消费的提振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杨志勇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最重要的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比如政府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减少居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也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直接举措。”

　　一般来说，居民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因此，2025年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实际上也是在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这可以改变消费意愿。

　　中证鹏元研究员吴进辉认为，当前政策从提高社会保障，到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实现消费和投资的相互刺激，这将形成有效的财政支撑综合体系，后续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上升，提振消费的预期也有望明显改善。

　　改革需有新逻辑

　　事实上，仔细梳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部署的六项具体措施，我们会发现，全部内容都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这再次说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回升向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当前地方财政收支运行格局是否规范、是否健全，对于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地方收支格局的健全与规范又最终决定于央地财政关系格局的健全与规范，没有央地财政关系格局的规范与健全，也谈不上地方财政收支运行格局的规范和健全。”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85490亿元，其中的243470亿元是地方财政支出，占比高达85.28%。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实见效”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中的第三项。其中，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也备受市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这一表述中，其关键词在于“自主”。这说明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是以增加地方的自主财力，而非增加一般意义的地方财力或者非单纯的为增加地方财力而增加地方财力为导向。

　　在财税人士看来，2025年央地关系改革的重点在于增加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其核心和灵魂都在于地方“自主”。也就是说要增强地方财政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基于这样的改革预期，按照中央的部署，“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推动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

　　高培勇认为，当前新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在以往政策上加力度，而是有其新逻辑、新机理。对经济运行中呈现的新变化、新问题需要有新思路和新做法。“在目标上，要兼容扩需求和稳预期；在功效上，实现标本兼治；在操作上，政策和改革兼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