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庆伟

　　2024年，人民群众在看病就医方面迎来诸多显著变化：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稳步推进、38种“全球新”药物进入2025年医保目录、基层慢性病常见病药品种类不断扩大、村卫生室进医保……

　　这些改革成果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获得感，而其背后，是我国深化医改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政策的协同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这是党中央对提升医疗、医保、医药（以下简称“三医”）治理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当“三医”从联动走向协同的新阶段，如何构建统一高效的治理机制，是深化医改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表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更加突出卫生健康服务的系统连续，更加突出改革的系统集成，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同向发力：从联动到协同

　　“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相比此前的“三医”联动改革，这一要求被认为是我国医改进入“三医”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从“三医”联动，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背后有着怎样的改革深意？

　　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福建省医保局原局长詹积富是三明医改第一任“操盘手”，他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联动，强调“三医”要同时改革；而协同，则强调要同向发力。

　　詹积富表示，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关键，是“各个部门要提高站位，摈弃部门利益，一切都要围绕‘以健康为中心’，改革同向发力”。

　　“三医”联动改革，就是医疗、医保、医药三项改革同步推进，最早探索于福建省三明市，也是三明医改成功的关键。

　　“三医”联动，打破了“九龙治水”的困局，其中医药是关键，三明市通过挤压虚高药价水分和治理医药流通环节腐败，破除以药养医，为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腾出空间，让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得到体现，建立了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性的公立医院运行新制度。

　　由于三明医改实现了患者、医生、医院、医保基金等多方共赢，2021年，三明医改经验上升为国家的顶层设计，成为全国医改样板。目前，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的实施方案。

　　也正因此，在过去多年，“三医”联动是我国深化医改的一个重要“抓手”，并推动医改不断取得新成效：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缓解，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耗加成、跨省和跨区域就医稳中有降、国家药耗集采降低群众用药负担、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等多重因素累计为群众减负超7000亿元……

　　然而，部分公立医院仍然将临床科室绩效薪酬与开药、开检查等处方量挂钩，过度医疗、医药腐败等问题，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医改获得感。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此前在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上表示，虽然“三医”联动改革取得诸多成果，但没有真正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目标。比如医保方面，医保基金杠杆作用发挥不充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到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待提速扩面；医疗方面，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尚不健全、医疗机构现代化管理水平不足；医药方面，药品研发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改革和监管有待进一步强化。

　　梁万年认为，深化医改需要继续推进“三医”从联动走向协同发展和治理。

　　形成多元共治

　　在拥有多方治理主体的背景下，“三医”如何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呢？建机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认为，目前“三医”在协同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各方之间沟通和协调不够，在一些涉及三方协同配合的政策及管理方面缺乏共识，未形成密切协作的运行机制。完善“三医”协同发展的管理体制、实现决策层面的统一协调是关键，这标志着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同时，“三医”协同发展还需要三方找到利益平衡点，为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共同努力，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在推进“三医”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利益共同体。

　　金维刚认为，完善“三医”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各方应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共识和合力，协调好各方关系，建立各方共赢机制，全面促进医改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2024年，“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监管联动机制”，被置于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医改重点工作的首位。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政策协同方面，要加强党对深化医改的全面领导，突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创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跨部门工作机制。

　　2024年12月24日，“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协作会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协作会商机制由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五个部门组成，主要发挥统筹协调商议作用，加强信息互通，研判分析形势，会商解决问题，共同抓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落实。

　　“建立‘三医’协同的工作机制，是一个好的开端。”金维刚表示，“三医”协同的核心在于三者的有效联动，沟通是协同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地方层面在提高“三医”协同效能上的探索也颇具价值，2024年以来，多地成立“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专项改革工作专班或建立“三医”协同机制。

　　目前，四川省通过部门间协调强化医疗服务价格调控，政府进行宏观管理，并出台实施办法。江苏、上海和广州则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医疗机构间的沟通平台，实现交流的常态化和机制化。重庆、江西两省份也成立了“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专项改革工作专班。

　　“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协调政策能增强‘三医’协同的综合效益，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协同工作在医疗环境中至关重要。”金维刚说。

　　时至2025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一系列医改目标的实现更加迫切，这意味着“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需要更快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