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郭晓洁实习生刘曦柯、黄泽云

　　“在过去几年中，纯绿色项目投放成为我们绿色金融规模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然而，随着纯绿色项目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我们正转向转型金融领域，期待它成为今年新的增长动力。”2024年伊始，某国有大型银行绿色金融团队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如今，站在岁末年尾回望，绿色金融的发展走向恰恰印证了上述负责人透露的业务布局。

　　过去一年，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同向而行，推动转型金融标准目录陆续出台，碳减排挂钩贷款、转型债券等金融产品相继落地。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绿色金融已经开启2.0阶段，但尚有诸多问题待解。

　　此前12月14日，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2024—2025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投资存在巨大缺口。“目前的投资比较集中在纯绿的低碳或者是零碳的活动中”，“但同样是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气候减缓领域，传统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方面的投资远远不足”。

　　多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绿色金融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目前，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已超过35万亿，绿色债券累计总量已超3万亿。相比之下，转型金融相关的贷款、债券以及其他所有类目加起来，占绿色金融的比例非常低，甚至只有1%左右。”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中心主任程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巨大的资金缺口意味着转型金融将成为金融机构寻找增长点的新抓手。王信在上述会议上也表示，在转型金融方面，考虑基于一定的标准，适时把转型贷款纳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领域。

　　但是，转型金融能否复刻绿色金融的高速发展？金融机构支持高碳排项目的“紧箍咒”被解封后，如何抓住机遇，转变意识，提升能力建设？

　　风向为何转向转型金融？

　　过去十年，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增长迅速，主要靠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纯绿”项目驱动。

　　程琳向记者表示，为了实现“双碳”目标，除了要继续发展“纯绿”项目，还必须得解决排放大户的问题。但这些排放大户基本无法被现行的绿色金融所覆盖。

　　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意见》提出将“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放在首要位置，提出要“大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为此，《意见》也提出要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统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

　　兴业碳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立华向记者指出，我国已进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阶段，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将离不开转型金融的支持。

　　事实上，支持低碳转型是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必选项。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任玉洁向记者分析称，转型金融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维度考虑，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发展转型金融的关键驱动是因为经济社会在向绿色低碳转型。

　　“今年以来，我们在调研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的企业时发现，在谈到下一步发展目标时，企业不再简单的试图通过扩大产能实现生产跃升，企业更多的是关心转型，关心如何让产品的单位附加值变高，单位碳排放降低，产品竞争力变强。”任玉洁说。

　　传统的高碳排行业要高质量发展，必须做能力提升，而在目前的新质生产力框架下，能力提升就体现在智能化、高端化和绿色化，其中绿色化对应的就是转型。

　　其次，从金融机构自身能力建设角度来看，这也是金融机构构建自身韧性的必经之路。

　　“转型金融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更高，如何获取必要的转型相关信息、基于内外部信息科学识别项目转型风险，并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中更好应对转型的长周期性、高风险性、技术不确定性等对信贷资产造成的影响，形成更加精准的定价、更全面应对未来的风险，这都需要金融机构提升自身能力。”任玉洁表示。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从原来几乎“闭着眼”都能投的绿色项目，转向支持以往所谓的“两高一剩”甚至是压缩类资产的高质量发展，如果没有目录和标准的指引，金融机构会寸步难行。

　　绿色金融，标准先行。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动转型金融标准的落地。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推动首批煤电、钢铁、建材、农业四个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国家标准尽快发布，并已启动第二批七个行业国家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钱立华向记者表示。

　　3月，国家发展改革等部门发布《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相较于2019年版，新版本纳入了与低碳转型相关的产业，并敦促相关部门制定及优化相关政策措施，以激励金融机构为达标项目及活动提供资金扶持。

　　在地方，转型金融标准目录等机制也在加速落地。

　　今年1月，《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正式生效，上海水上运输业、黑色金属冶炼等六大行业被纳入本地首批低碳转型范围。9月，广东省发布《广东省陶瓷行业转型金融实施指南》，成为全国第一份针对陶瓷行业绿色转型的金融支持省级团体标准。12月，浙江省出台《关于转型金融支持纺织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截至目前，已有重庆、天津、河北、上海、山西、江西、贵州、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陆续落地转型金融标准或试点方案。

　　能否复刻绿色金融经验？

　　标准先行后，配套政策同样关键。业界普遍期待绿色金融在政策激励及约束等方面的政策能推广至转型金融领域中。

　　钱立华向记者表示，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表示要将绿色金融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推广应用到支持转型经济活动的领域。此外2022年G20发布的转型金融框架五大支柱与此前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绿色金融政策五大支柱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将有助于将绿色金融政策经验推广至转型金融领域。比如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此前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制定的统计、业绩评价制度，推出的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激励措施，均可以推广至转型金融领域。

　　但标准、政策激励陆续落地后，转型金融能否复刻绿色金融的发展增速？

　　“绿色金融标准于2015年出台后，翌年绿色债券市场就达到2000多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而这样的增长对转型金融而言较难实现。”程琳向记者表示。

　　程琳认为，当前转型金融发展的掣肘主要来自四方面。

　　一是界定标准的缺失和转型的过程性问题。转型的不确定性，包括转型标准的缺失和转型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金融机构界定转型难度较大。传统意义上的绿色金融是时点概念，转型金融则是过程概念，转型项目在融资时只是转型的开始，还未实现转型目标，因此如何在提出转型目标时确保转型目标的可信度、可行性，存在一定困难。

　　二是转型本身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首先，在于高碳行业只能通过阶段性周期，而非短时间内实现零碳。其次，不同行业实现或接近零碳的时间线和实践难度不同，因此转型成本也有差异。这就意味着各高碳行业需按照各自发展特点来制定转型路线。

　　三是投资者意愿不强的问题。转型金融的当前体量较小，与绿色金融相比，两者在体量上差距极大，且投资于转型金融对投资者也有相对较高的要求，这就导致银行、资管和资本市场等投资者较谨慎。

　　四是企业自身能力不足的问题。企业即使有转型意愿，却还不清楚该怎么向金融机构展示转型意愿与路径，以及未来转型方案。

　　任玉洁也向记者表示，与以往投资纯绿项目相比，转型金融要求金融业从过往的规模化投放方式转变到精细化管理，但客观外部环境还未达到让金融机构快速发展转型金融的条件。

　　钱立华则向记者举例，金融机构在做碳排放相关产品挂钩的设计时，尚无足够的披露信息以支撑。目前我国碳核算制度体系仍在构建之中，企业层面的碳排放核算工作目前还没有全面有效开展，并且信息披露及共享机制尚待完善，各种碳排放实测技术的研发应用工作也有待推进，这些都为金融机构转型金融业务开展过程中的碳核算工作造成了阻碍。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金融机构如何发现市场机会，并谋划可执行的项目，是当前金融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转型论证这一额外成本的负担也是问题。由于转型的复杂性，对于转型过程和结果等通常会有一定的论证要求，并由第三方开展，这其中便有成本。若该成本转嫁到企业，金融机构可能还需以让利的方式帮助企业平衡该费用，而这对于双方都是额外的支出。”任玉洁表示。

　　面对以上现实，不少受访专家认为相对于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激励举措显得更加必要。此外转型金融的发展更强调多部门的协调性，因而亟需出台针对部门间可协调的激励举措以及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通过不同部门政策之间的衔接进而产生叠加效应同样重要。

　　金融机构如何发力？

　　面对挑战，金融机构迫切需要增强转型意识并提升自身能力建设。

　　今年9月，广东发布全国首份陶瓷行业转型金融省级团体标准，交通银行基于该标准为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放可持续挂钩贷款，并与该公司约定了两个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的SPT值，如该公司达成，可在贷款发放次年享受10个基点的贷款利率优惠。

　　通过环境绩效与融资利率挂钩，是当前金融机构创新各类转型金融产品的惯常做法，但业务落地背后绝非简单地计算碳减排量这么简单。

　　“目前，各地出台了多个转型金融标准，但其中涉及多个转型指标、参照依据以及碳核算等基础内容，对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分析和执行能力有一定技术性要求。银行内部需加强培训并开发相关工具和方法，以实现短期内快速掌握识别客户、分辨客户转型规划的真实性与可行性。”程琳向记者解释道。

　　程琳进一步向记者表示，金融机构要提升自身对转型项目的识别和风险管理能力，需要足够的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务资源安排，这就需要将转型金融上升到更高层次，比如顶层设计和战略层面。

　　但转型金融不是做慈善，找到转型金融的商业化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任玉洁也对记者表示，金融机构不能依赖激励政策，要找到可持续项目的内在逻辑，识别出可以投资的转型项目，以实现转型金融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面向转型，靠以往的规模驱动不再可行，金融机构需要对自身授信逻辑做调整，从规模驱动转向精细化管理，从转型项目中，识别判断转型技术与创新能否带来增长机会。

　　然而，金融机构驱动自身构建、夯实转型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过程，同样需要多方共话。

　　任玉洁向记者指出，相比支持纯绿项目，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此构建一个多行业、多部门协调的风险分担机制也尤为重要。转型的风险防控体系涉及多部门之间的协调，比如银保展开合作，又如担保体系的融合、财政风险池的运用等。如何联动各利益相关方共担风险，尚有较大讨论空间。

　　“尽管挑战不小，但转型金融的机遇仍比挑战大。正如五年前我们无法想象新能源汽车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汽车工业，其转型速度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对于转型金融，我们也应该报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积极的态度。”程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