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外出务工成为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选择。他们忙碌的身影遍布建筑工地、工厂车间、餐厅厨房……这些勤奋向上的人们用辛勤的付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民工约有3亿人。促进这一庞大群体的就业增收，意义不言而喻。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建筑业门槛低、收入高，曾是许多外出务工农民的打工首选。近年来，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和BIM等各类新兴技术的应用，以及建筑业本身规模的收缩，建筑业农民工的从业人数震荡下行。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在全国近3亿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人数约4581万人，较2014年底的超6100万人缩减超1500万人；从业人数占比也从超22%降至15.4%。
但在农民工就业比例最高的六大行业中，建筑行业的月均收入在过去十年里基本上位列榜首。如此多农民工离开这一高收入的行业后，都去哪了呢？他们的收入又该如何保障？
第一财经专访了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劳动经济学是张丹丹的研究领域之一。她表示，新兴技术的应用在替代劳动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灵活就业越发普遍，外卖、快递、网约车、主播等正在吸纳越来越多就业。
（注释：1、灵活就业：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2020〕27号）》，灵活就业是指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2、零工经济：区别于传统朝九晚五，是一种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
第一财经：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不少行业处于收缩的状态；而在2014年-2023年间，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农民工数量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的农民工都是上涨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才能做到“增加农民收入”？
张丹丹：通过政策介入提高收入难度较大。提升最低工资可能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提高工资的一个最有利的手段。对低收入的务工者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直接提高收入，这是一个直接的解题思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一方面，工资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线下一点的这部分劳动力，工资提高之后，劳动成本上升，用工单位可能就没办法雇佣那么多人了，就会减员。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低收入劳动力，可替代性非常强，只要一提高工资水平，企业背负成本走高，就一定会选择收缩产能，减少用工。
另外一方面，根据我们的测算，大概是在2012~2017年最低工资调整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当时有一批人的工资就是处于这样的低水平。但在2017年之后，从数据上来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价本身在最低工资附近的人就很少。这也意味着最低工资对收入的提升也是有限的。
比如根据我们在制造业零工平台的调研，2020年以来基本上除了经济下行的这段时间以外，最低工资水平远低于实际工资水平。这可能说明，由于最低工资水平已低于基本的劳动收入水平了，小幅度提升最低工资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有限。
换句话说，工资要提升的关键还是提升整体经济的景气度，要不就是无源之水。
第一财经：从单个行业来说。建筑业的农民工其实收入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从每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里也能看到，建筑业农民工的薪资水平位居前列。近年来，随着建筑业规模的逐渐收缩，建筑业农民工的从业人数呈现震荡下行的态势，同时，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和BIM技术的应用，建筑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呈现降低的趋势。那么这部分原本收入还不错的农民工又向哪些行业分流，如何安置？
张丹丹：“保就业”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除了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大蛋糕之外，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家精神更是值得期待的，希望看到更多的企业家能在逆境中找到增长点，提升整体经济的活力。
比如2023年，在中美贸易战等地缘政治的影响下，制造业订单大幅度下降，用工也大幅度下降。而制造业用工中有90%是农民工。他们的就业怎么办？2023年底，我们去珠三角调研时发现企业通过创造新的增长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就业。
当时地缘政治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特别低，而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各类日用品、小电子等产品本来价格就低，叠加汇率因素就更便宜，于是跨境电商平台迅速崛起。
由于汇率带来的价格优势和各国形势对订单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电商平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电商平台，更多采用了轻资产模式，基本全部依靠人工，厂房全部租赁。半年内就实现了从无到有，12月底时广州南部工业园区的几大物流中心全部填满，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刚好抵补了这一段时间该地区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并不会只专注于某一个行业领域，他们的反应速度很快，而且信息也很全面，知道哪里会有机会。实际上，跨境电商的这部分物流工人收入能保证在一个月一万多，比制造业还高。而专职外卖的月收入也可以做到一万元。
第一财经：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您此前的调查研究显示，随着机器设备的引入，部分岗位被自动化替代，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人类劳动力更多地被分配到那些机器难以触及或处理的细微环节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人左右。这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吗？
张丹丹：在制造业领域，根据我们大量实地调研数据推算，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聚地，工厂用工中大概有1/2到2/3都是零工。制造业的零工化趋势已大规模出现。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订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量是最多的，占比约20%。近几年受贸易战影响，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上保持在百分之十几的水平，依然位列第一。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增加值连续14年是全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全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有效组织。
不只是制造业，当前我国零工经济所占的比例已经很高了，灵活就业人员已占到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一半左右。粗略估计，除掉部分高收入、高技能的白领，剩下的有7-8成是零工。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常态。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到今天，这一趋势已经是不可逆的了。这是由于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灵活的就业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大家在平台上去提供劳动供给、提供工作，平台对接需求，经济高效。在这样的模式下，需求和供给可以实现迅速匹配，而且成本是最低的。也就不再需要传统的雇主。外卖员、滴滴司机、视频up主可以在平台上找到订单，提供劳动供给。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市场规模庞大，相应的需求量也旺盛，平台经济能发展到如今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必然性。这也是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趋势是挡不住的。尽管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对人工产生替代，也有可能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当技术真正应用到实际中后，才能明确它替代了哪些环节，又创造了哪些新机会，据此不断地调整劳动力市场，调整大家的预期，朝着更合适的方向发展。
第一财经：这其中的劳动力成长问题又有什么解决办法？农民工待遇问题要怎么应对？
张丹丹：据观察，由于制造业需要手和眼睛配合，对灵活度要求比较高，从业人群的年龄范围基本是25-35岁；外卖员比较多35岁以上，滴滴司机更是40岁以上。
很多人是同时在多个平台兼职的。以外卖员为例，其中60%以上是在不同平台兼职的，生意好、有订单就做跑单赚钱，否则就另寻出路，适应得非常快，完全根据市场规律走，可以很快实现转化。
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零工经济具有松散性，工作稳定性差，没有长期的积累，没有人际关系的搭建，无法实现劳动者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这种灵活就业模式也给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外卖员面临的交通意外险、医疗保险等。同时建议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这些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等社会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