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2日在京闭幕。
作为经济工作的国家级年终总结和新年计划，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万众瞩目，是国内外探寻中国经济政策趋势的最佳窗口。总结起来，与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比，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有四个“不一般”：
第一是多个“首次”出现的不一般。与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比，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创造了许多个“首次”：“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首次出现，首次直接提出“提高财政赤字率”，在2011年我国进入稳健货币政策调控周期之后、时隔14年首次重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股市”及社会热词“内卷”首次在通稿中出现，首次明确提出“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 ……
第二是会议召开意义的不一般。首先是时点。2025 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着独特且关键的地位。它既是“十四五” 规划收官冲刺之年，也是开启 “十五五” 规划宏伟蓝图的重要奠基之年，同时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300多项改革任务之后第一个完整的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进展如何？过去五年规划中的各类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执行成效如何？政策调整如何巧妙和平稳地衔接前后两个五年规划？这些问题都需要在2025年得到回答。而这个回答，不仅是下一个五年政策方向确定的重要因子，也决定着推动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稳步达成与不断进阶的关键判断。
第三是变量。当前我国经济虽平稳运行，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加大，出口可能受到限制，同时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民间投资低迷，不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如何在完成克服眼下内外压力的同时，谋求更长远的改革，从而为应对可能会到来的新变化留足回旋空间？这对多维度多目标政策的协同推进与持续优化提出了全新的考验。
第四是期待。2024年以来，面临国内外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加力刺激经济的政策。特别是9月26日政治局会议之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出台显著强化了政策之间的协同联动与相互配合。通过紧密协作与高效执行，这些政策目前已展现出极为积极的成效，预计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也就是5%左右的GDP增速）将顺利完成。那么，自今年926政治局会议开启的新一轮增量政策思路是否会延续？会以怎样的力度和方式延续？各方都希望通过经济工作会议这个窗口，寻求一个关于政策方向的确定答案。
总体来看，此次会议在整体导向上不出意外地延续了12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定调，对政治局会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细化、落实和部署。在对当前经济问题进行了更加严肃、全面、客观和精准研判的基础上，会议延续了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启的“稳中求进”总基调来锚定经济航向，明确“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进一步仔细分析会议通稿，此次会议透露出的五个“转向”信号，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转向”信号一
从各自为战到系统集成，
“房间里的大象”政策困境有望破局
在关于2025年经济发展总基调的表述“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中，“守正创新、系统集成、协同配合”为新增的内容，在之前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关于主基调的表述中，从未同时出现过这三个词组。（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在明确提出 “六个统筹” 的要求时，强调了“要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在经济工作的规划与推进过程中，“守正创新、系统集成、协同配合”这三个词有着极为关键的现实意义。
“守正创新”，解决的是“胆子大”和“步子稳”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所谓“守正”，强调的是在进行“破”与“立”的改革取舍时，应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与原则为“正”；“创新”则侧重于凭借创新思维与举措，于技术革新、制度优化、管理提升等维度谋求突破，为经济注入新活力与竞争力，保障其稳定且可持续前行。守正与创新相融合，意味着在创新过程中保持理性与审慎，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既不能因害怕风险而畏首畏尾，更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快速突破而忽视了长期发展的根基，一哄而上导致资源浪费、市场混乱。
“系统集成”则着眼于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关联性和系统性，意味着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和环保等各类经济和非经济政策必须进一步有机融合，政策协同发力，规避相互掣肘，同时打破部门与区域界限，达成资源在全社会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集约高效发展。
“协同配合”旨在为应对经济复杂综合问题提供施策原则。这类问题往往涉及多领域多层面，需政府部门、企业、机构等多元主体携手合作、联动协同，从而实现削减内耗、共享信息、优势互补，提升工作效率与决策科学性，增强经济工作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全方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开辟新径。
客观上看，在过往以“竞速”为重心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确存在许多政策协调性不足以至于产生“合成谬误”的状况，如不同部门政策缺统筹，产业与环保政策衔接不佳、区域政策衔接不畅、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不紧密精准等问题，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及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可持续性，也凸显出加强政策协调性以提升整体发展效能的紧迫性。
如今，瞄准走得稳、走得好这一目标，严肃活泼的内部环境、协调统一的内部秩序，是应对高压外部环境的最优策略组合。
“转向”信号二
从“稳健”到“勇敢”，
宏观政策目标和思路发生重大转变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首次“双扩张”组合无疑是各方关注的最大亮点。
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提法是2010年之后首次，向市场传递出非常积极信号，是对当前预期偏弱、需求不足的经济形势进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决策部署。从明年施策重点来看，货币政策将采取更大力度的降息降准措施、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等举措。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框架，未来可将CPI回升至2-3%作为货币政策重要目标，并运用各类货币政策促进价格目标的实现。此外，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在2025年也显得尤为关键，货币政策的保驾护航，能够为财政政策实施创造更为有利的金融货币环境。对此，应进一步优化完善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服务特定目标的精准度，防止低成本资金套利空转。
财政政策的转向则更为亮眼。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明确提出了“提高财政赤字率”，这是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过的，之前都是类似“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这样的表述。
这一转向，是针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做出的科学研判，是跳出过去“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失策思维，站在更长的周期来进行的宏观布局。
根据测算，2025年若要达到5%左右的合意经济增长目标，广义财政支出应较2024年增加2.6万亿元。那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样的广义支出强度，一是保持官方赤字率不变，继续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和其他调入资金来补充收入缺口；二是提高官方的赤字率，例如从3%提高到4%左右，这样的好处是有更强的宣示作用，并且不需要从其他地方调入较大的资金。
因此，目前来看，提高官方的赤字率可能是效用最大化的。一方面，增加财政支出，能够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发放消费补贴等方式，直接提振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财政赤字率的提高向市场传递了政府积极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强烈信号。这有助于稳定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增强市场信心，鼓励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引导居民增加消费，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合力。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工具储备依然充足，包括提升中央赤字率、提高超长期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等。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明年财政政策将根据今年债券发行情况及地方增量的限额安排，在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举债空间可再提升10%至15%，赤字率可能再提升至4%左右，每年发行至少2万亿的超长期国债等中长期经济财政政策规划。加快推进专项债的发行，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并建立健全专项债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专项债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此外，将加大对民生、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的投入，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通过财政贴息和补贴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等。
“转向”信号三
从“结构性改革”到整治“内卷”，
供给侧改革有了新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在2020年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与“需求侧改革”的概念同时首次提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并没有再次出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取而代之的表述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从 “结构性改革” 转向整治 “内卷”，供给侧改革思路有诸多变化。关注重点上，由宏观结构转为微观主体行为与市场生态；政策导向方面，从鼓励竞争变为整治过度恶性竞争，且更注重公平与效率平衡；改革路径层面，从外部资源整合走向内部挖潜增效，从短期调整迈向长期优化，以此推动经济更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并构建良好市场竞争环境。
其实，所谓“内卷”，简单来说就是过度竞争，意味着没有企业能提出新的盈利模式或新的利润增长点，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在存量市场中博弈，通过降价竞争，最终损害的是利润。短期内，消费者似乎从中获益，但从长远来看，厂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将会下降，最终导致市场进入一种不良的均衡状态。
解决这一问题，根本的方法是将存量转化为增量，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等手段扩大市场规模，走差异化竞争路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增量，这正是中央所提倡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有部署，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被强调为明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包括增加内需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问题来了：创新为何难以实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老问题：企业家和市场信心不足，特别是民营经济。而解决企业“信心”问题，其实逻辑很清晰：企业家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资金、项目等“硬支持”，更重要的是“软支持”，包括公平的竞争环境、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稳定的政策预期、清晰的政策导向以及明确界定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未来，需要在法治、制度和政策方面，多给企业家一些保障和安全感，通过扎实地稳定营商环境，让企业心无旁骛去做创新。
“转向”信号四
从地方债和房地产并重到以房地产为主，
重点领域风险研判更加精准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关于重点领域风险的表述中，并未出现关于地方债的内容。这是因为：
在当下复杂的经济形势中，房地产问题相较于地方债更为关键。房地产产业链条长，从钢筋水泥等材料、到建筑装修、再到家居家电等众多上下游产业均与之深度绑定，其兴衰直接关乎大量企业的生存与就业岗位的稳定。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颇高，且与金融体系联系紧密，房地产企业的稳定与否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有着深远影响，一旦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还会影响居民的存量财富和消费信心，进而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动力产生负面影响。地方债尽管也有一定压力，但在宏观调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方案等政策举措下，风险处于相对可控范围，并且在近年来不断加力的化债举措下，问题已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关于未来“稳楼市”的施策重点，在诸多举措中，稳房地产企业（主体）相较于稳项目可能更为关键，这一要点深刻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安全以及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房地产企业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核心主体，承担着从土地开发到房屋建设、销售等一系列关键环节的重任。若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如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将成为普遍现象，直接导致住房供应短缺，影响购房者的切身利益与市场预期。从金融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房地产企业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房地产开发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等融资渠道，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投放规模庞大。一旦房地产企业经营不善出现债务违约，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将遭受重创。若房地产企业大面积出现爆雷问题，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将急剧上升，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对此，在未来“稳楼市”的施策方面，除了延续已出台的各项政策，还可以在“稳房企主体”方面进一步发力，采取如优化预收资金监管、放宽已交付项目资金解冻要求、指导商业银行设立利息免除期以帮助房企调整转型等措施。
“转向”信号五
从“头疼医头”到“长短兼顾”，
资本市场改革向“健康牛”目标更进一步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资本市场的提法主要有“稳住股市楼市”“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
“稳住”和“深化综合改革”同时提出，不仅再次确认党中央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并且体现了短期求稳、长期求质优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2024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决策层首次提出“投融资动态平衡”。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再次提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对投融资动态平衡理念的进一步强调与深化。如今再次提出，并且与“深化综合改革”结合起来，代表着中央力图告别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政策市”的痼疾。
“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要完成从融资市场向投资、融资均衡发展市场的转变。为了实现“稳住股市”和“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的目标，未来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短期看，保持支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一方面，宏观政策需要进一步用实、用好结构性政策工具（如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及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面，在股市出现异常波动的非常时期，可采取推出平准基金、暂停或取消征收印花税等非常规手段，稳步释放政策利好以推动投资者信心恢复。同时，落地实施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比如可以由央行通过创造基础货币的方式，设立一定规模的“金融稳定基金”，确保货币投放精准到达实体经济。
长远看，还是应该依靠改革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调整优化发行制度、交易制度、并购重组制度和退市制度等，真正将资本市场的痛点和堵点打通，使资本市场真正符合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定位和布局。二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目前A股出现的上市公司股价提升，主要还是因为一系列增量政策导致投资者风险偏好改变从而影响了估值部分的提升。但若想真正让资本市场实现“长牛、慢牛、健康牛”，最重要的还是包含上市公司质量、盈利水平、创新水平和公司治理等指标在内的上市公司这一市场“基本面”状况的大幅度提升。
写在最后
随着政策方向的落地，2025经济工作的主线也越来越明晰。相较于超常规的行动计划，未来高质量的切实行动或许更为关键。
期待，在党中央的坚实领导下，在政府、企业以及每一个你我信念与行动的汇聚下，2025 年的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平稳破浪前行，迈上“守”有方略、“攻”有方向的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