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12月20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1.7%，30年期1.95%。但是我们的贷款（利率）是百分之三点几，就是说市场利率和银行自己可控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并没有非常有效地形成。”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第十一届）上表示，从市场表现和经济需要来看，我国的利率下行已成趋势。
随着中央时隔14年重提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对接下来货币政策走向和具体部署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李扬表示，“在确认经济运行面临需求不足局面的时候，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资本市场的波动、保护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保护居民的消费能力，借以扩大总需求，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在此背景下，李扬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部署，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特点、趋势，提出了相应建议。
第一，降准仍有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李扬提到，在我国几大货币政策工具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开始的利率设定比较高，与一般市场经济的逻辑有所差异，叠加后来遇到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我国法定准备金率曾经一度接近20%。近年来，随着多次降准，目前我国平均准备金率已达6.6%，但仍属较高水平。
“存款准备金率降一个点，大致可释放2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这对于需求的扩张肯定有非常大的作用。”李扬说。
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表示，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此前，9月27日，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10月18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预计年底前视市场流动性情况，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至0.5个百分点。
第二，银行息差不应掣肘降息空间。
李扬提到，我国的贷款利率和其他市场利率都在下行，而且下行速度比较快。但利率之间的联动机制还不顺畅。
他认为，中国长期储蓄过剩，在这种实体经济环境下，利率长期高企并不合理。经济长期下行，也亟需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运行成本，降息更成为政策的必然选项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适时降息降准，我们实行这一政策仍存在较大空间。”他强调，降息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对于高度依赖息差的商业银行体系尤其小银行还会遇到诸如利润率下降等很多问题，但为了稳定宏观经济，这样做依然是必要的。
李扬提到，从上世纪末开始，全世界曾经历了超过20年异乎寻常的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时期，美国连续数年利率低至0%～0.25%，日本更曾实施多年负利率等。“当下，利率下调是全球趋势，但是，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业如何生存，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他说。
第三，货币政策应加强流动性管理。
“很多人将流动性直接等同于货币供给，这是误解。从本质上说，流动性指的是，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市场参与者以市场价格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因此，流动性管理不是要放多少货币的问题，而是要使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链接、有效地转换，这里要考量的是市场宽度、市场深度，以及市场弹性。”李扬表示，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流动性，而对货币供应和利率的调控，则为的是让金融体系保持充分的流动性。
李扬认为，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要求，流动性管理问题，一定要更加重视。
第四，将资产价格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视野。
过去，货币政策要不要管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业界一直存在分歧。本世纪以来，从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实践看，均已将调控的视野扩展到资产市场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李扬认为，这意味着，在中国，资产价格稳定已经纳入货币政策视野。
他进一步表示，在传统理论中，货币、金融是两个范畴，资产价格属于金融范畴。但随着世界经济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整个世界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当前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明确对二者进行划分，中央银行必须把资产价格问题纳入自己的调控视野。
李扬表示，此前，央行创设5000亿元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等举措，正体现了央行货币政策的与时俱进。
第五，保汇率VS保储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承压，再次引起市场关于汇率掣肘货币政策的担忧。
李扬认为，当汇率变化时，“保汇率”还是“保外汇储备”是货币当局经常会遇到的两难困局。“作为研究者，我们建议优先考虑保储备。”
李扬指出，自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实践均证明了保汇率几乎是做不到的，也得不偿失。汇率的变化存在诸多非实体因素，甚至投机因素，“不能听任外汇市场的投机因素来主导货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