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胡蓉

　　提振消费，将加力扩围！

　　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受各界关注，会议确定了明年九大重点任务，其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首要任务。

　　12月16日，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在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时表示，要在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上下功夫。具体举措包括，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快构建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制定促进生育政策，以及着力稳住楼市股市等，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从收入端发力，切中当下促消费的关键。消费行为的产生，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能够消费。其中，能够消费指具有消费能力，这与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强烈相关。

　　传统促消费措施多集中于让消费者愿意消费上，比如今年实施的“以旧换新”政策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要看到其中的局限性，一是促消费的范围仅限于补贴商品；二是可持续性较弱，如“以旧换新”多针对耐用型和高价值的大宗消费品，购买频次相对不高。真正要做到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还得让老百姓有能力、按各自所需去消费，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消费格局。

　　从收入端发力来增强消费能力，不仅将提振消费，更可能催发出一系列积极变化，这在国际上已有先例。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具体目标是10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以上。

　　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这场新经济运动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能有如此收效？其发展逻辑在于，国民收入增长带动了消费、刺激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消费由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受消费结构影响，日本经济结构也随之变得更加均衡健康。

　　2023年，中国GDP达到126.06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产出能力已是毋庸置疑。与此同时，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6%，不但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接近或落后的国家，如土耳其、印尼等。因此，提振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被列为明年重点工作之首。

　　当然，中国的相关举措未必冠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名，但收效相通。增加收入不仅将提升国民福祉、促进内需消费、强健中国经济，强大的内需消费，还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共享市场机遇、与全球展开合作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