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在北大国发院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期，中国经济的风险相当均衡，今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在他看来，近期一揽子刺激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国政府将出台更多支持政策，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市场，以提振消费信心。

　　IMF今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4.8%和4.5%，比该机构4月时的预测分别高了0.2和0.4个百分点。对此，巴奈特指出，该机构在做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时，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还没有出炉，一揽子刺激政策也没有出台，这两者的影响可以大致抵消，因此， IMF会大致维持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

　　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有必要尽快完成房地产行业的调整，这是影响中国消费信心的首要因素，“越快完成越好，即使要花一些钱”。对此，他建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此外，他建议重新调整财政政策，从支持投资转向支持消费，这样就不会增加太多赤字，且能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郑青亭/摄）

　　当天，他在以中国消费为主题的演讲中指出，在新冠大疫情前的20年中，中国的年均消费增速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但在消费占GDP比重方面，中国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对比中国、美国和欧洲近几十年来消费水平的动态过程，他展示了中国家庭消费呈现的主要特点——相较于全球而言，消费增速极高，但消费占GDP的比重又较全球平均水平偏低。他分析道，这是由于中国的产出增长速度高于消费增长速度，产出快速向世界前列水平收敛，而消费水平收敛较慢。

　　他还对疫情期间中国、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家庭储蓄与家庭消费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的消费储蓄趋势与世界各国相似，疫情高峰期储蓄率攀升，并一直高于历史水平。对于高储蓄率，巴奈特比较了国民账户数据与调查数据的区别，并指出了以社保、房价来解释高储蓄率的不同理论的优劣。

　　他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鼓励家庭增加消费来减少储蓄，而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来鼓励消费。在他看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既可以通过税收改革实现，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转型，从制造业转移至劳动收入比重更高的服务业来实现。

　　在现场，有观众问，较高的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扩张，那么中国降低储蓄率的意义何在？

　　对此，巴奈特给出了三个解释：第一，正如凯恩斯所说，“无论什么生产，到最后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消费比GDP更能衡量社会的福祉，因此，如果要衡量幸福，更快的消费增长将是好事。第二，消费驱动的经济比投资驱动的经济对环境更加友好。第三，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储蓄-投资=经常账户盈余，如果储蓄高于投资就必然会造成经常账户顺差，从而或引起贸易伙伴的担忧，这就是为何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希望中国扩大消费的原因。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出国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助于缓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