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球宏观挑战不断，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球面临的关税风险攀升，美国通胀预期的回升也导致强美元、高利率或持续更长时间，地缘政治风险亦此起彼伏。

　　转视中国，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国内经济复苏在曲折中前进，当前市场对于政策的预期再次升温。

　　11月28日，2024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CFV）峰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峰会以“新使命·新格局”为主题，聚焦中国当前一系列经济变革，前瞻金融改革进程。包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盛松成等多位嘉宾进行了主旨演讲，话题聚焦中国经济和政策前景、资本市场前景以及海外的风险和挑战。

　　三场主题圆桌也涵盖了时下热点话题——奔赴全球化，金融护航企业破浪出海；养老金投资与资本市场互动机制优化；宏观政策加力，寻找投资新坐标。

　　财政更积极、降准降息仍有空间

　　9月以来，市场情绪显著改善，在一系列政策带动下，10月房地产销售及消费有所改善，各大机构预计政策支持将继续加码，如何重启内需是关键，中央政府会否加杠杆也成为焦点。

　　盛松成表示，目前物价低位运行，10月CPI同比增长0.3%，增速较9月下行0.1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2.8%，降幅较9月进一步扩大，为2023年12月以来最低值，PPI已连续两年同比负增长，表明企业投资意愿仍待恢复。

　　在他看来，应该坚持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降准、降息仍有空间，且货币政策将继续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

　　9月27日，央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预计今年还可能择机进一步降准0.25~0.5个百分点。在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降准所提供的流动性期限最长、成本最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缓解息差压力。

　　当前，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创2019年改革以来新低。盛松成预计，未来还有40BP（基点）左右的降息空间。原因在于，按10年期国债收益率（2.1%左右）与核心CPI（10月为0.2%）的差值计算，目前实际利率为2.0%左右。参考过去应对通缩的经验，我国实际利率最低降至0.88%（2016年10月），若未来核心CPI同比增速能达到0.8%（疫情以来核心CPI年均增速为0.8%），则名义利率最低可降至1.7%左右。

　　当前，降息有利于债务置换发挥更大政策效能，置换后将大幅节约地方利息支出。据财政部估算，五年累计可节约6000亿元左右。不过，化债仍秉承着“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未来增量财政政策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即中央政府加杠杆。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10万亿资金化债激发了地方政府积极性，化债缓解了流动性风险，但化债远未结束，要推动财税体制改革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债务和资本预算，构建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防范隐性债务卷土重来。

　　同时，他认为，中央政府在助力房地产企稳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当前保供给就是稳需求，稳需求就是稳房价，但仅靠地方政府来实施不具备这种能力，未来仍需要增发国债，探索中央层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专项用于保交房、收储等工作，以释放强烈的信号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则称，2024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为1万亿元，根据10月12日财政部一揽子增量政策，将支持六大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预计补充资本金至少有1万亿元，因此，2025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至少是2万亿元。

　　关注强美元和关税风险

　　外部风险也值得关注，亚洲等全球市场眼下尤为关注美国可能增加关税的行动。摩根士丹利美国公共政策团队认为，美国可能更倾向于分阶段对华加征关税，预计按贸易规模加权后的有效关税会在2025年底上升到26%，2026年底上升到36%。

　　李迅雷表示，特朗普主张限制移民——美国劳动力供给减少；主张对其他国家加征10%~20%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关税——助推物价上涨，实际加税多少尚难确定，但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比较确定；主张对国内减税——企业所得税降至15%，刺激消费；回归传统化石能源，取消绿色技术补贴；结束对乌克兰的援助。

　　但关税对美国通胀会有多大影响，有待观望。李迅雷表示，当前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约占美国全部进口商品的13%，占美国居民商品消费的6.5%，占美国居民总消费的不到2.5%。2018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没有导致美国通胀显著上行，但限制移民会带来短期通胀上升。

　　本周公布的美国10月核心PCE从2.7%升至2.8%，符合预期。利率市场隐含的12月美联储降息概率进一步升至65%，导致美元指数隔夜大幅下挫至106附近。不过，市场对于2025年的降息预期已降至约50BP。

　　李迅雷认为，未来美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不大，因为当前服务业与消费依旧较强，支撑美国经济。但弱势体现在制造业和产出方面，制造业PMI收缩，工业产出增速同比接近0。美联储预测美国2024~2026年GDP增速均为2%，仍是软着陆情景。降息后，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

　　近阶段，强美元导致非美元货币大幅贬值。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灏认为，市场普遍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会导致美元升值、美国通胀上升以及中国出口受损。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关税并不会显著减少被征税国家对收关税国家的出口，且在上世纪80年代和二三十年代的贸易战中，相关国家的出口反而没有大幅下降。

　　他称，在第一次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中，人民币曾贬值，可能是因为中国央行通过贬值汇率来对冲关税影响。然而，关税加征后，美国进口价格反而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出口商采取了降低价格、自己承担部分关税冲击的策略，关税并未像预期那样导致通胀。同时，人民币在2019年反弹。洪灏认为，目前包括日元和人民币的市场估值存在失调，这两种货币长期被低估。相反，美国科技股目前被高估，可能会面临调整。尽管如此，市场的不理性可能将持续到一定时刻，尤其在面对金融风险和周期变化时。

　　美股巨头估值高、中国科技股有投资潜力

　　当前A股的情绪和交易量较年初大幅改善，然而随着估值回升、盈利下行趋势仍待触底，未来中国股市将何去何从？

　　洪灏指出，2024年春节前，中国A股市场发生了大规模的量化震荡；再到同年8月，日元套利交易爆仓，日经指数当天经历了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最大的一次暴跌，而美股则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这种极端波动也是5倍以上、10倍以上方差的事件，显示出市场在这一阶段的极端不稳定性。

　　这些事件的发生也对市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日本对美元汇率已达150，日元被低估与日本高物价的情况相矛盾。美国科技股估值异常，市净率目前已达6~8倍，甚至有时接近10倍。这一估值水平比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时期还要高50%以上。此外，中国科技股（如腾讯）的现金储备和市值比非常高，且在未来几年的盈利增长潜力巨大，这与美国科技股的估值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市场定价的严重失调。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则分析了美国、中国、印度的主要科技巨头公司的情况。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中，9家是美国公司，只有一家是非美国公司（台积电）。美国科技七巨头英伟达、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和特斯拉都市值巨大，2023年，英伟达和微软的市值就超过了上证综指300家公司的总市值。

　　中国的科技大盘股腾讯、阿里、京东、百度、美团、小米、比亚迪、宁德时代，在股市表现上略低于上述美国科技巨头，但相比印度的科技大盘股（包括塔塔集团、Infosys、信实工业等，主要集中在企业服务领域，区别于中国和美国偏向消费者服务），具有更好的投资潜力。中国科技公司虽然在研发投入上与美国存在差距，但近几年也在不断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建议，激励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发展耐心资本，鼓励企业进行早期风险投资，同时鼓励法治化，开放资本市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