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美两国智库专家的共同研究，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三方面的变化非常值得重视。

　　一是成本优势变化。中国的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想要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的产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现在这两方面的拉动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挑战。

　　除了这三方面，数字技术、绿色发展等也是正在经历的重要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意味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

　　中国要作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保持持续增长？这也是北大国发院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联合所做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中国2049》这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结论，那就是：未来增长模式要发生转变。过去40多年支持中国增长的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将来已经很难持续。

　　要转变增长模式，必须更多地靠创新、靠国内市场、靠数字技术、靠改变现有政策。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是，要从过去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粗放式的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开放度。当前我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在诸如美国“小院高墙”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度对创新而言格外重要，故步自封则难以保持高水平的创新。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中国不管出口多少产品，没人觉得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刚刚开始出口一些“新三样”，某些国家就很敏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培养创新能力，必须深刻认识到继续保持开放的重要性。毕竟美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不少先进知识和科技，如果因为对方出台一些限制措施就从此拒绝再打交道，这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影响甚至阻碍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当然可以集中国内的力量攻关重大科研问题，但客观地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学难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掌握所有的前沿技术。所以，开放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在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二个因素是民营部门的活力。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家都非常清楚。目前该如何提升并保持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确实是一项重要挑战。过去十几年间我国创新能力的赶超，特别是逐渐逼近前沿的态势非常明显。现在关键问题是能否保持住这样的势头。这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小。

　　消费和投资孰轻孰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后来有学者提出要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对于这个观点，经济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有的则坚持认为，真正能驱动增长的还是投资。

　　究竟增长是由投资驱动还是由消费驱动，可能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因为，如果大家只消费不投资，增长很难持续，美国过去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同样，如果只投资不消费，也会引发很大问题。投资最终要转化为产能，一旦形成了产能但产品卖不出去，投资就无法收回，会影响持续增长。

　　因此，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消费和投资到底孰轻孰重，最关键的是部门之间要达成相对合理的比例。过去比例失衡，靠国际市场来实现平衡，现在变得很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已经变成大国经济。

　　消费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毕竟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消费，才能消费掉那些生产环节产生的产品。如果老百姓没钱，只是一味地消费，这恐怕谁也做不到。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追求一个合理的比例，是从今天开始就必须努力做到的。

　　目前看，我国的政策似乎更擅长支持投资和供给，在支持消费方面不那么擅长。今年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些都是好政策，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只有消费崛起了，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倘若消费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经济发展何来澎湃动能？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反而容易落入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

　　建议考虑改变政策思路，大张旗鼓地支持消费提升。当然，“刺激”消费不能只是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作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把真金白银开支出去，不管是提高社保水平，还是做实城市常住居民的福利待遇，或者就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这样宏观经济势头才有可能真正止跌回升。（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