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正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成为本次大会的重点议题之一。

　　然而，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谈判进展较为缓慢。NCQG议题上仍存在争议和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气候资金获取、化石燃料支持条款等方面。NCQG目标的达成进展如何？目标是否真的可以实现？在COP29期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不能采取非常决然的措施去减排的话，那么1.5℃目标真的很快就要夭折。由于复杂的因素和博弈过程，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达成协议难度仍然较大。希望能借鉴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力争通过气候行动达成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多重目标。

　　1.5℃目标面临夭折风险，降碳扩绿仍需落实

　　《21世纪》：关于《巴黎协定》的1.5℃目标你有什么看法？

　　马军：我认为如果不能采取非常决然的措施去减排的话，那么1.5℃目标很快就要夭折。从现在到2030年，想要达到1.5℃目标，必须要实现全球减排43%。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结论是，按照当前的进展和各国承诺，没有可行的路径能够实现1.5℃的目标。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但现实中还是存在重重障碍。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引领的减排潜力巨大。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掌握着强大的可再生能源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可以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如果大家携手合作，加速减排进程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在未来，我们仍需探讨如何可持续且负责任地开发和应用资源，确保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两倍，达到原来的三倍目标。

　　《21世纪》：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是这次大会的重点议题之一，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全球融资目标是否在有效推进中？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马军：这次设定融资目标的挑战非常大。相较于之前经过漫长等待才实现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机制，这次提出的目标更加宏大。今年，大家可能达成了一些原则性的安排。然而，这个目标可能与之前设定的1000亿美元目标类似，不容易轻易实现。西方国家也提出了一些策略：首先，在政府提供资金基础上，通过多边机制筹集资金，同时将私营资本和慈善基金纳入其中；其次，将一些不在传统发达国家范围内的国家纳入考虑，这将涉及一些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如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中国也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表示愿意继续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协议的达成将涉及许多博弈过程，达成协议本身已经很难，而协议的落实过程将更加艰难。

　　《21世纪》：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资金和技术是关键支撑。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大会上，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量化的数字产生了什么反应？

　　马军：中国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赢得了很多参会者的认可，而且参会者期待来自中国的支持能够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但在中国提供资金帮助的形式上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也在工作中亲身感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具有多重需求，除了资金需求，他们还需要中国生产加工的能力、研发的能力、管理治理的能力等。

　　《21世纪》：目前我们还是面临很重的减排的任务和目标，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还有哪些建议？

　　马军：我最为关注的是具体落实问题，落实《巴黎协定》需要大规模减排，不能再依赖末端治理手段，而需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面对全球多重挑战，资金和能力都不充分，需要协同推进。我作为联合国协同气候行动和SDG目标的专家组成员，在COP29分享了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希望能够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借鉴，力争通过气候行动达成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多重目标。此外，工业直接和间接排放占比达到60%以上，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特别是上游的“高碳”环节，建议通过测算披露、目标设定、减排行动和绩效评估等一整套体系，切实加速工业行业的达峰和脱碳。

　　实现高碳行业减排需要构建全球的数据基础设施

　　《21世纪》：在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过程中，对能源转型金属（如锂、铝、铜）的需求预计将大幅增长。COP29期间，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国际环保机构联合发布报告《转型金融助力高碳排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钢铁篇）》。在能源转型的关键金属方面蔚蓝地图做了什么工作？

　　马军：不论是发展动力电池、光伏还是风电，都需要从全球采购关键金属（比如锂、钴、镍），但矿业开发具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的压力。我是巴黎和平论坛发起的全球负责任转型金属委员会的委员，在交流研讨中我分享了中国通过大规模监测的发布，信息的公开，提升全社会的认知，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污染治理进展的经验。委员会在COP29发布的全球转型金属报告中，第三条建议就是构建全球转型金属的数据基础设施。我们最新开发了转型金属地图的第一代产品，同时，我也受邀参加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多个委员会或专家组，在这些平台上分享中国的经验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数字化方向取得的进展。

　　《21世纪》：我们正在关注中国整个ESG的信息披露情况，目前上市公司的整个ESG披露情况达到了60%左右。在ESG披露这方面，国际上的质量、标准和中国有什么样的差距？或者国际和中国要怎么在ESG披露方面形成统一？

　　马军：当前，中国对ESG披露高度关注，尤其是国资委对最大一批央企ESG披露的要求，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深入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中，感受到市场的要求正在提高，市场期待企业有更好的可持续发展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水涨船高，企业对于ESG披露的关注在不断增加。

　　然而，国内企业的ESG披露在质量方面还需要提升，关键数据非常欠缺。仅凭上市公司的ESG披露是不够的，还需要更细致的数据来支撑供应链方向、金融方面的绿色转型要求。生态环境部正在引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过去三年中，生态环境部一直在推进《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各省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已有9万家企业被列入名单，这些企业都在我们的追踪范围之内。已经可以看到6000多家重点企业开始披露碳排放数据，其中一些并不属于碳市场履约企业范围。今年以来，我们也参与了由中国环科院牵头的企业温室气体披露指引的编制工作，希望更能够协助更多企业规范开展碳信息披露。

　　《21世纪》：现在有很多第三方机构给一些企业做碳核查，但是数据的质量可能会参差不齐，你如何看待第三方机构评估数据质量？如何看待企业上报数据过程中出现错误的现象？

　　马军：数据质量问题至关重要。碳市场履约企业的核算过程尤为严格，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和资源，才能完成此项工作。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一方面应加强自身的核算和披露能力，一方面可以依托专业机构提供第三方服务提升数据质量。

　　对于广大中小型企业，多数以自愿披露为主，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借助第三方服务，还应尽可能可以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核算验证，以便高效低成本地提升数据质量。

　　我们的数字化温室气体核算工具，设立了五个数据质量分级，未达到最低标准的数据不得在平台上进行公开披露，仅可作为内部参考资料。我希望数据核算工作能够朝着自动化方向迈进，以逐步提升效率，降低核算披露的验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