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启动新一轮医疗改革以来，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创新药物企业的研发能力不断壮大。随着仿制药市场份额的逐渐缩减，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制药企业的战略重点已经从“跟随性创新”转向了“源头创新”。
然而，实现源头创新是一项挑战，任何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等关键领域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新药研发的失败。尽管如此，新药研发成功后巨大的市场潜力，仍然吸引着投资者对这一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但是，近两年来，全球创新药物领域的融资环境遭遇了“寒冬”，投资者的热情也变得更为谨慎。
在2024年第二届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寿子琪强调，源头创新是医药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医药产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研究工作的重复性以及缺乏开拓新领域的动力等问题。
寿子琪指出，市场竞争之所以激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真正具有说服力和原创性的产品。“对于国家而言，这是其根本所在。我们应当推动原创理论的提出，掌握核心技术，并在基础研究上大幅增加投资。明年，基础研究的预算将有显著提升。当前，我们应继续加强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先地位，并强化科研创新的策源地作用。”
目前，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源头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医院，而企业是推动行业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寒冬”尚未过去，在创新驱动下，如何将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与企业的发展、产业的壮大有机结合起来，是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创新难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加速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培育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生物医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对比近十年的数据，中国生物药专利转化率仅为5.60%，而美国则高达21.63%，这一差距揭示了中国在生物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与美国相比尚存不足。
这种差距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在药物分子和疗法研发方面，美国在药品研发领域保持了显著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研发管线的市场份额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生物药新药上市审批方面，从2018年到2023年，中美两国获批上市的生物药I类新药数量均呈上升趋势，且数量逐渐接近。但在小核酸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中国的研发仍处于跟随创新的阶段。
具体来说，一是资源投入与配置不足。科研经费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特别是在科研人员数量和临床资源投入方面；二是源头创新能力较弱。尽管在专利申请和研发管线方面有所进步，但源头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在基础研究阶段实现突破；三是技术转化平台薄弱。缺少足够实力和数量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使得专利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过程受阻；四是创新生态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创新体系要素协调不足，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尚有提升空间。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指出，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生物医药创新国，但在全球创新药市场中，中国的份额仅为3%，落后于日本和韩国。这种创新能力的迅速增长与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中国市场尚未建立健全的市场体系，从而无法孕育出繁荣的产业。
因此，首先，中国医药行业的创新活力，包括产业创新，目前迫切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实际上，这个行业并不特别依赖于政府资金的大量投入，而是期待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即政策上的松绑；其次，在全球生物医药行业面临挑战的背景下，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推动中国生物医药的未来发展？必须从政策层面进行反思：为何自今年10月起，尽管股市普遍呈现牛市态势，生物医药板块却几乎未见上涨？为何在整体经济提振过程中，生物医药一级市场几乎未发生变动？
“除非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否则难以吸引投资者，那些寻求长期稳定回报的资本也将持续保持谨慎观望。因此，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我们并不是仅仅依据资金的有无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改革。我们欣喜地观察到，自去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主要聚焦于两个核心议题：一是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二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宋瑞霖强调。
需求在哪？
创新必须源自实际需求。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乎国家经济、民众福祉以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若忽视这一前提，医药创新将迷失方向。目前，医药创新与基础临床研究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比例偏低，且转化路径主要依赖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药物发现-企业转化”模式，临床角度几乎未参与药物研发。药物研发更多地集中在“关注药物”而非“关注疾病”。
中国创新分为三个阶段：1.0、2.0和3.0。1.0阶段是“me-too”（仿制）的快速跟进，追求的是速度和成本效益；2.0阶段是“best-in-class”（同类最佳）；3.0阶段则是“first-in-class”（首创）。鉴于基础和行业所需积累，“best-in-class”源自于2.0阶段。以“me-better”（超越同类）为目标，无论是已经上市的泽布替尼，还是传奇药物，都已展现出“best-in-class”的趋势。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与国际金标准进行直接对比，这体现了中国药企在“best-in-class”领域的实力和信心。即使在非直接竞争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疗效明显更优的成果，包括在细胞治疗中提到的通用CAR-T技术，以及使用干细胞化学重编程技术治疗一型糖尿病，这些都显现出了一些潜在的“first-in-class”机遇。
以CAR-T为例，目前，CAR-T技术的疗效显著，但唯一的问题是成本仍然过高。因此，各方都在全力以赴降低CAR-T的成本。在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看来，尽管CAR-T治疗效果显著，但在中国，复星医药在CAR-T商业化方面做得最好，目前却仍在亏损，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到五年内，压力可能会非常大。这表明，CAR-T技术确实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我们没有全球化的研发和销售能力，就无法与全球巨头竞争。因此，复星医药会加大在全球研发能力的提升，加强全球销售网络建设，包括临床能力的提升，以及与更多中国企业和生物医药企业的全球合作。”郭广昌指出，前三季度我们的创新投入接近40亿元，医药企业的盈利并不容易，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后续聚焦创新研发仍然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我们选择了一条道路，即与政府和中央企业合作，通过产业基金合作模式，将一些创新研发管线带到各地去落地。”郭广昌说。
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中国区执行合伙人吴淳也指出，从“me-too”到“best-in-class”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中国何时能在‘first-in-class’领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希望中国的资本和政策能够更多地支持这一进程。特别是国际资本，从PE（私募股权）和VC（风险投资）转向产业资本，由国际大型买家和药企进行投资，政府资本的加入将对‘first-in-class’和源头创新的储备与研发起到推动作用。”吴淳说。
寻出路
在当前的环境下，不得不讨论的话题是：药企的生存状况和研发创新的方法。
对于那些具有“me-better”和“best-in-class”资质的创新药物，BCG对比了2024年上半年与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泽布替尼在美国市场贡献了近60亿美元，欧洲市场超过10亿美元，而中国市场则接近8亿美元。信达生物也有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国际市场。
如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对于创新药物，尤其是具有“best-in-class”和“me-better”资质的药物，在中国药企的市场天花板究竟有多高？在吴淳看来，这个天花板大约是30亿美元，受到医保、集采和控费的影响，中国创新药能否更好地反哺中国创新，不再仅以“中国新”为标准，而是以“全球新”为标准。
谈及医保的作用，宋瑞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并不期望国家医保系统能够直接拨出六千万元或六千亿元资金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这虽然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医保谈判能够将创新药物的定价转变为支付价，同时为自费药物在中国医疗市场中开辟空间，那么我们的企业将有机会在市场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宋瑞霖看来，如果药物不被纳入医保，就难以进入医院，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呼吁的是进行有效的谈判，因为谈判失败的后果是不确定的。”宋瑞霖认为，医疗保险能够回归其应有的角色，从单一的药品定价者转变为全面的支付者。同时，应当明确区分仿制药和创新药的不同定位。仿制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确保公众能够负担得起；而创新药则代表了前沿科技和创新，需要确保公众能够获得并使用。因此，医保目录亟需增设丙类目录，以适应不同药品的特性。
此外，仅依靠医保体系是不足以支撑生物医药创新的。需要为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留出发展空间。目前，国家监管层面对于建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已经达成了共识。现在，关键在于如何实施的阶段。商业保险的衔接和独立保障体系将成为未来生物创新药市场的重要支撑。
除了支付手段，中国药企的解题思路仍然是“出海”。目前，大部分创新药物的价格仅为海外同类产品的几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这也加深了创新药企“出海”的决心。
BCG分析指出，回顾2020年6月至2024年的大型交易可以发现，全球20家大型药企在中国收购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资产，大多数处于临床前和临床二期阶段。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资金能力进行全球化的临床试验，而全球三期临床试验大多由中国药企完成。这些具有全球创新潜力的药物，在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之前就被出售了。中国企业不具备这样的临床能力，缺乏资金和积累来布局全球化。
“大部分交易包括首付和一些运营交易，这些运营交易都交给了买方。今年大约有五起这样的交易。有些企业考虑到更长期的布局，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吴淳认为，这条路是否可行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