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完成了首周的谈判。

　　“因各方意见尚未统一，大会议程推迟了将近一天才获通过，而气候资金、《巴黎协定》第六条等各个议题谈判都需要等到议程确定后才能讨论。”近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上，中国代表团随团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代表团随团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全球碳市场离真正建立尚有距离

　　在COP29开幕首日，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6.4条）下的碳信用标准及其动态更新机制达成共识，旨在确保国际碳市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诚信运作。

　　对此，王毅向记者介绍，目前达成的共识与全球碳市场的真正建立还有很大距离。“全球碳市场的建立面临诸多挑战，尚有许多不确定性，建立全球统一的价格机制，国际间核证自愿减排量（CER）认证、范围，以及资金使用和监管等问题都是难点。”

　　提及中国碳市场发展，王毅指出，一方面，全国碳市场目前正在扩容，过去中国碳市场以电力行业为主，后续将不断纳入更多行业；另一方面，碳市场目前基于碳排放强度，未来在我国实现碳达峰后可能发展至基于碳排放总量的市场机制，届时新的设计思路和制度规则会出现，管理机构有可能发生变化，并将进一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

　　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是本次大会最重要的议题，为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作出相应的安排。王毅向记者介绍，在气候资金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很明确。“根据《巴黎协定》第九条的规定，发达国家继续履行其主要资金责任，其他发展中国家是自愿性义务。但到目前为止，其2009年承诺的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目标尚未落实或没有得到有效认证。个人认为，未来NCQG应在落实公约责任的基础之上设立新的增资机制，同时动员更大范围的多元资金投入，并设立更好的监管机制、融资平台和资金治理结构，进一步落实资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制度。”

　　去年COP28确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L&DF），旨在帮助已经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对于L&DF是否将纳入NCQG，王毅向记者坦言，目前各缔约方还有争议。

　　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BASIC）”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有违公约原则和不公平的单边措施，建议纳入大会议程，虽然没有最终获得通过，但可以展开非正式磋商，并最后向大会报告结果。王毅向记者表示，“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挑战就是地缘政治紧张及其恶化趋势，其所带来的单边措施、脱钩断链去风险等直接、间接影响，将会不断增加绿色成本、延缓转型进程，进而拖后巴黎协定长期气候目标的实现。中方始终反对单边措施和非气候因素影响，希望回归多边进程的谈判框架，在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下通过谈判磋商，在照顾各方关切的同时找到争议问题的解决方案。”

　　消费者需求变化与价格调整是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COP28确认了“阿联酋共识”，要求通过能源系统的转型，逐步摆脱化石燃料依赖，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加速行动，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净零排放。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提升至三倍，全球能效增加水平提升两倍。

　　在今年COP29上，本届气候大会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呼吁各缔约方在2030年将全球储能增加至当前的6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同时强调，全球储能装机到2030年需要增加至1500GW，其中包括1200GW的电池储能，这相当于当前水平的近15倍。

　　对此，王毅向记者表示，COP28提出的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是全球性目标，也是能源系统转型的重要部分。但实现能源转型不能简单理解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能效的提升，而是一个系统转型问题。需要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通过市场机制让电力成本不断减少和成本可及，同时使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系统有机融合，并在需求侧给出更多的政策响应，包括储能的配置，绿氢绿氨，抽水蓄能，甚至发展电动汽车等多样化储能方式，特别是需求侧电价的智能化调整机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这些在刚刚通过的能源法中已有具体制度安排。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占比是判断能源转型的重要量化指标。”王毅向记者进一步介绍称，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占比，首先需要提高发电量，其次要确保电网能够有效消纳，以及发展各种配套的储能措施，最后要开展电力需求侧政策响应。

　　针对高耗能行业的转型问题，王毅进一步向记者表示，“个人认为，应针对高耗能行业特点，制定明确的行业减排路线图，设立碳排放强度标杆，而非一刀切或规定绿电比例等，行业应与国际同行对标碳减排绩效，如果转型成本高昂或超越条件和阶段设定排放目标，企业的竞争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高耗能行业的减排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同时鼓励创新，并进行减排目标的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