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榆林直线北上鄂尔多斯仅160公里，这两座城市分别是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强市，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相似，二者一直以来竞争大于合作，然而这一格局迎来了“破冰”。

　　近日，鄂尔多斯市化工新材料基金与农牧业基金管理机构遴选结果公示期相继结束，榆林市国资投资机构榆煤基金获聘为这两只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这意味着，这两座城市将携手通过基金的形式共同打造鄂榆产业带，以产业联动实现地方招商引资。

　　这是在中央清理整顿“以税引商”、叫停“内卷式”招商之后，地方在招商模式上的又一新探索。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榆林和鄂尔多斯牵手之外，还有多个城市也开始携手打破过去的地方招商“价格战”，以产业协同的视角探索互利共赢的招商路径。

　　从竞争走向合作

　　打造“鄂榆城市圈”

　　“从榆林直线北上鄂尔多斯，大约160公里，开车2个小时就到了。”榆煤基金总经理秦笙说，这是近两年来他最常往返的路线。接管鄂尔多斯这两只基金，榆煤基金可谓有备而来。在500多页的申报材料里，30多个储备项目赫然其中，这些项目都与鄂尔多斯“支持和引进化工及新材料补链延链强链项目”诉求高度匹配。

　　表面上看，榆煤基金在接管了鄂尔多斯的基金后，需要为鄂尔多斯实施基金招商，引进优质项目到当地，这与榆林市的招商引资似乎关系不大。但实际上，榆煤基金的这一举动却是在为鄂榆城市圈未来的产业招商谋划一盘“大棋”，对于两地都具有深远意义。

　　一直以来，“鄂榆”两城几乎是一个“孪生”的存在关系。2023年，两城的GDP分别约为5850亿元和7091亿元，分别拿下西北非省会城市前两名。资源禀赋方面，2023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为约8亿吨，而榆林为约6亿吨，加总在全国占比约30%。

　　然而，经济体量和资源禀赋高度相似，使得两个城市在产业招商上难以错位竞争。这也是当前国内众多能源城市招商中陷入的同质化困局，在今年8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实施，地方不得以税收优惠、财政奖补方式之后，各地开始设法寻找更高效的招商方式。

　　“过去一直竞争大于合作，但其实合作的价值远大于竞争，我们真正要做的是，通过基金链接两地，携手打造鄂榆产业带进而形成鄂榆城市圈。”秦笙表示，虽然两地产业结构相似，煤炭、天然气在全国都有巨大影响力，但在细分领域上也存在互补，比如，榆林在原油、岩盐方面有优势，鄂尔多斯在装备制造、高岭土等方面资源丰富；在煤化工产业上，榆林的煤气化路线与鄂尔多斯的煤焦化路线形成互补，使得两地下游化工产品各具特色。

　　在秦笙看来，由于两地相隔较近、经济实力相当，企业落地任意一城都可能对另一城带来产业辐射，“例如隆基、京东方在鄂尔多斯落地，其相关产业链也可能辐射到榆林，这种互动有助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他认为，两地通过合作可构建更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入驻、促进共同发展，避免因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产生的“内卷式”竞争。

　　多地联手产业链招商

　　记者梳理发现，叫停涉税招商之后，有多个地方开始探索进行产业链联手招商。比如在长三角，今年8月23日，2024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举办了联合招商活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这三个在两省一市交界处彼此相邻的城市，在同一个场子里，聚焦各自的产业细分赛道，错位招揽既能落到当地又能辐射区域的优质项目。

　　在京津冀，今年9月，天津牵头组织召开了纵深推进京津冀6条重点产业链联合招商工作推动会。三地围绕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6条重点产业链，在天津设主会场，北京、河北分别设置分会场，力图携手攻破重点产业链“堵点”。

　　在中部，今年10月，2024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召开了协同招商工作联席会，并签署了《进一步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招商战略合作协议》，川渝两地将从“共商产业发展、共谋政策支持、共创推广品牌、共用合作平台、共建示范园区”等方面开展协同招商。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圣慧对记者分析，城市根据自身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合作，有利于实现跨区域整合，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密衔接，提高产业效率和竞争力。

　　“比如，有的城市负责招产业链的上游企业，有的负责中游，或者吸引链主企业，链主企业又会将其配套布局到周边城市。”此外，赵圣慧认为，这种城市间的产业联合招商，还有利于形成城市群的品牌效应和市场吸引力，从而吸引高端产业和人才流入。

　　利益分配是成败关键

　　“抱团”效果待观望

　　事实上，城市之间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早已有不少探索，包括“飞地经济”、共设产业合作园区等，但这些模式都各有优劣、落地效果不尽相同。

　　比如，延安在榆林有一块“飞地”园区，两地虽然签署了税收分配机制，但在引进具体项目时，两地仍会考虑一城一地得失，而影响项目落地。再如，鄂尔多斯在深圳也设立了“飞地”，该地企业的工商注册、税收虽然落在鄂尔多斯，但实际办公仍在深圳，因此产业协同发展的效果也很有限。

　　受访人士均指出，各地在合作中的利益分配、业绩考核是影响合作效果的关键因素。“虽然国家鼓励城市群协同发展，但目前的统计机制和税收机制仍未充分考虑城市间的产业联动，缺乏对城市群联动之下利益分配的指导意见，如果没有基金作为合作纽带，可能导致城市合作时在GDP和税收等方面的诉求上难以统一。”秦笙表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刘晓蕾对此也指出，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主要基于本地经济发展，比如就业、GDP、污染排放等，这意味着，若某项目落到其他城市，本地将无法产生税收等收益，这会给城市之间的合作带来困扰，影响合作动力。

　　她认为，在城市之间的合作过程中，应考虑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评估产业溢出的效果。“学术上有一些研究方法可以参考，虽然目前的测算不一定准，但可尝试调整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将一个城市对其所在的城市群，乃至对全国的贡献纳入业绩考核，使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与其他城市合作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刘晓蕾表示，这也能进一步实现城市间更有效的合作，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对记者表示，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仍需要兼顾市场需求和鼓励市场有序竞争，“地方‘抱团’进行产业招商值得鼓励，但实际效果仍需观望，要坚持鼓励自由竞争、企业差异化经营，以此保持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