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霞当下，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正迎来热潮。9月14日，教育部、江苏省共建首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目前已有20所左右高校参与建设。

　　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区域中心将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区域优势产业布局建设，旨在以产业需求为牵引，集聚优势高校和创新资源，实现高校和企业“双向奔赴”，让更多高校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委员会工作组主任严宏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研到产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性工作，不仅涉及高校内部的体制机制，还与外部产业链、资金链等因素的影响有关。高校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企业和市场也存在相应的需求，但两者需要一个中间桥梁帮助交流和对接，促成这些技术和产品实现标准化、产业化。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向大企业的产学研经验取经，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也非常必要。

　　校企加快合作

　　要确保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持续推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像华为、阿里巴巴等国内科技巨头，不仅加大自身研发投入，还积极与高校加强合作，推动前沿领域的产学研结合，以促进创新技术的快速落地。通过合作获取更多的创新技术资源和人才支持，也正成为国内企业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重要战略。

　　近期出现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地方想办法“搭台”，让学校和企业能够“共舞”。

　　据悉，日前成立的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将以南京市、苏州市为核心承载区，聚焦生物医药、信息通信、先进材料等领域，搭建全国高校开放共享的“一站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推动高校与企业“双向奔赴”、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另外，9月10日，四川省国资委与清华大学共同发起组建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总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30亿元，由川内16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设立。

　　在业内看来，校企合作热的背后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根据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定义，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严宏表示，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问题就是缺少资金，从早期的研发投入到后期的市场推广，整套流程都需要资金支持。

　　此前，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汇聚“政产学研用”等资源，融合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打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业内流传的一句话：“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而没有上海交大，就没有大零号湾。”据悉，2021年10月，上海交大-大零号湾科技创新基金成立，由上海交大与上海国资母基金等共同组织。目前是上海交大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一环。公开资料显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也成立了科创母基金。

　　科技成果落地

　　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过程。然而，在实际转化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技术成熟度不足、市场需求不明确、资金支持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等问题，这就导致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时，缺乏有效的商业模式。

　　在业内看来，想要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专业的“中间方”也必不可少，才能一端连接着高校科研资源，一端紧贴着市场前沿需求，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向媒体表示，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面临外部渠道不畅的难题，需要多头对接，多方找钱、找地、找合作对象，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影响了转化效率。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而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这说明大量科技成果处于“沉睡”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前提是科研具有产业化价值。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是一个老问题，其原因有三：科研成果本身就没有转化价值；高校不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研究项目结题后，科研成果就束之高阁；高校缺乏专业能力实施成果转化，有市场转化价值的成果也转化不成功。

　　严宏认为，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满载科技成果，应让潜藏在高校院所的一流科技成果，通过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等途径实施转化。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短缺，也是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之一，应构建科学、合理的成果转化机制，发挥专业中介的作用，甚至可以在项目立项时明确市场需求和设置转化率指标。

　　斯坦福大学有一句名言：永远不要让教授坐到谈判桌前。即具有极强专业性的工作，需要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接续完成，而教授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投资者曾向记者透露，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基金在招聘时都偏好有生物医疗、人工智能、材料科学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熊丙奇也认同“引入专业中介”这一观点，这样能够更好地评价项目的研究价值，包括评估成果有无转化价值，论证怎么实施转化，具体如何实施转化。

　　从教育体制的角度，熊丙奇进一步建议：“必须改革科研管理与评价体系，明确科研定位，扭转唯项目、唯论文评价。从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看，学校组织教师开展的科研，应该属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因此，以科研成果转化率来评价这些学校的科研投入效益是合理的。而这类院校开展科研，更应该立足于服务人才培养与市场应用需求，要求教师把科研成果、前沿技术应用到教学中。”

　　与此同时，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专业人士和机构协助推进。美国波士顿学院技术转移及特许授权办公室主任文立民在浦江论坛上曾介绍道，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省，就有约12万名全职人员在技术转移机构工作或提供专业的技术转移咨询服务。

　　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金额总体呈上升趋势。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1038家高校院所成立了技术转移机构，高校院所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员为17881名，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和转化服务平台数量达19574家。

　　高校科技成果长期存在“不能转”“不好转”“不会转”“不愿转”“不敢转”五大问题。转让的问题在于，即使研究学者作为发明人，也无法掌控专利的后续情况，很多企业买断专利只是为了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获取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并不会实际落地专利。

　　据了解，国外在高校成果转化方面有不少成功的典型案例，如商业巨头谷歌和思科，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专利转化而来。

　　化工专业博士赵旭（化名）告诉记者，国外教师如果想将某项科技成果商业化，可以与学校协定排他性使用或买断，该成果的专利比较好拿到，学校、企业、教职人员能够形成利益共享。

　　据悉，《贝多法案》被认为是美国科研转化史上的分水岭。在该法案制定之前，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科研成果转换乏力，许多成果被闲置。该法案将知识产权收益“一分为三”：分别归于学校或公司、研发团队、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这极大地激发了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热情。

　　很多新兴领域的成果转化都是“双向奔赴”。今年中关村论坛发布的10项重大科技成果中，有多项是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完成的，覆盖光芯片、材料、量子等前沿领域。

　　目前，高校成果转化机制的变革采用了试点模式，其关键是让科研团队获得职务科研成果的专利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激发他们的转换科技成果的主观能动性。比如2022年，上海交通大学发起了一项“天宫计划”，帮助科学家融资。

　　记者注意到，近日多个省市出台涵盖了综合政策、成果权益、国资管理、考核考评、转化促进等方面的政策内容，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例如，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管理改革实施方案（2024—2027年）》，提到要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对于“先转化后奖励”的，应给予成果完成人转化净收入或股权奖励不低于70%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