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 宁夏证监局对朱立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原因是朱立在天风证券（601162.SH）从业期间，存在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行为。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这已是今年第12次对“代客操盘”行为的处理。

　　2025年这一数字为18例，2024年为22例。其中，上市券商仍然属于多发区。

　　而观察近年来查处的案例，特别是“中泰证券（600918.SH）杨文明案”以及“东方证券张沁案”两例，可以发现，“代客操盘”呈现出长期化、隐蔽化、“潜伏期”极长等新特点。而且，也正从“短期的私下帮忙”，演变为高杠杆的“深度利益捆绑”。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代客操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负和”博弈，该行为会对券商员工、券商机构、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带来多重风险和负效应。

　　上市券商仍是多发区

　　梳理几年券商从业人员“代客操盘”的违法违规案例，2026年1至9月为12例。2025年18例，2024年为22例。其中，上市券商仍然属于多发区。

　　记者注意到，2026年来12起“代客操盘”违法违规处罚案例中，有6起责任主体为A股券商，涉及天风证券、中泰证券、国泰海通（601211.SH/02611.HK）、国元证券（000728.SZ）。

　　2025年的18起案例中，10起责任主体为A股券商，涉及南京证券（601990.SH)、方正证券(601901.SH)、东方证券（600958.SH）、财达证券(600906.SH)、兴业证券(601377.SH)、东吴证券(601555.SH)、中信证券(600030.SH)、国海证券(000750.SZ)、国信证券(002736.SZ)、华安证券(600909.SH)。

　　2024年22起“代客操盘”违规案例中，则有18例涉及A股券商，占比超过80%。其中包括国海证券、中信证券、中银证券（601696.SH）、原海通证券（600837.SH/06837.HK）、东方证券、国元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601688.SH)、长江证券(000783.SZ)、中泰证券、西南证券（600369.SH）、招商证券（600999.SH）。

　　综合来看，多家上市券商在“代客操盘”问题上涉案不止一次。其中，中泰证券、国元证券在2024年和2026年涉案，东方证券、兴业证券、中信证券、国海证券在2024年和2025年涉案。

　　长期化、隐蔽化源于识别难度大

　　证券从业人员“代客操盘”是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很难禁绝。

　　“在利益驱动下，操盘者与投资者在盈利期往往形成默契的利益共同体，主动掩盖违规事实，只有当市场剧烈波动导致巨额亏损引发利益破裂时，案件才会浮出水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从近年来查处的相关案件来看，“代客操盘”违法行为呈现出长期化、隐蔽化、“潜伏期”极长的新特点。

　　近两年查处的“中泰证券杨文明案”和“东方证券张沁案”最为典型，时间跨度分别长达7年和5年。

　　9月18日，湖南证监局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经查明，2017年至2024年，中泰证券从业人员杨文明接受谭某委托，通过下达交易指令的方式操作张某普通账户及其信用证券账户，累计交易约25.3亿元，合计账面亏损约9206.22万元。

　　根据规定，湖南证监局对杨文明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

　　四川证监局于2025年11月6日披露的处罚决定书显示，张沁于2019年7月至2024年8月在东方证券任职，系证券从业人员。2019年8月至2024年5月，张沁私下接受客户胡某翠委托，操作“胡某翠”东方证券普通证券账户和信用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累计成交金额约28.32亿元。张沁通过操作“胡某翠”证券账户交易所得佣金提成共计约94.39万元。

　　四川证监局决定对张沁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约94.39万元，并处以约94.39万元的罚款。张沁案也是“代客操盘”首个“没一罚一”的案例。

　　田利辉指出，上述新特点的本质是违规主体与监管体系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从学理上看，“代客操盘”属于典型的私下契约行为，缺乏公开市场的强制信息披露与外部审计约束，这为其长期潜伏提供了天然土壤。

　　“随着通讯工具的私密化与账户借用的亲属化，违规行为的物理痕迹被大幅抹除，使得传统的监管排查手段难以在早期精准捕捉。这种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的叠加，最终拉长了违法行为的潜伏周期。”田利辉进一步表示。

　　“交易都在客户本人实名账户里进行，监管看到的是‘正常交易’，很难识别实际操盘人；二是客户多是亲友，亏了钱碍于情面不举报，还相信对方‘能翻本’。”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赵敬国亦认为，过去监管技术手段有限，近几年大数据监测、设备识别才逐步上线，旧案被批量挖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永强认为，账户实名与实际决策分离，使违规操作能够隐藏在正常交易之下，难以识别。识别代客操盘，关键不只是账户登记在谁名下、资金有没有转出，还在于谁决定买卖品种、数量和时点。例如杨文明案中，谭某提出委托，杨文明下达交易指令，被操作的却是张某名下账户。这一结构说明，仅核对开户身份不足以还原委托链条，还需要协议安排与实际指令相互印证。

　　高杠杆下的深度捆绑

　　近年案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杠杆的广泛使用将亏损放大。

　　在中泰证券案中，普通账户亏损约183万元，而信用账户实际亏损高达9023万元，占总亏损的98%。也就是说，信用账户的亏损额是普通账户的49倍，破坏力巨大。

　　而张沁案也类似，在操作普通账户的同时大量操作信用账户，累计成交额逾28亿元。

　　周永强认为，融资杠杆会放大投资者的本金损失。此外，融资期限越长，利息负担通常越重；交易越频繁，累计交易费用也可能越高，利息和交易费用则会进一步增加投资成本，这些成本会进一步扩大亏损。

　　“代客操作会加剧补仓处置的信息落差，并可能使投资损失转化为额外债务。”周永强介绍，如果实际操盘人是券商员工，客户只听取其口头意见，却不掌握负债和担保比例，就可能失去主动减仓的时间。一旦遇到连续下跌、流动性不足，实际卖出所得还可能低于预期。

　　“多个账户风险趋同，可能通过集中平仓向局部市场传导。”周永强表示，若同一操盘人控制多个信用账户，采用同一持仓和加杠杆策略，表面上分散于不同客户的风险实际上可能高度集中。当相关证券下跌时，多个账户同时需要补仓或减仓，集中卖出又压低担保物价格，使更多账户触发风险条件；流动性越弱，这种反馈越明显。

　　赵敬国表示，普通账户亏损止于账面，信用账户是借钱投资，亏的是本金加利息，强制平仓还迫使在低点卖出，亏损被双重放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高杠杆账户在市场下行时同向被动平仓，会形成踩踏、放大波动，2015年场外配资就是前车之鉴。风险最终传导给券商——坏账、诉讼、声誉损失，本质上是“披着合规外衣的隐性配资”。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当前的“代客操盘”不再是简单的“人情帮忙”，已逐步演变为利益深度捆绑下的“共谋”。

　　“从‘私下帮忙’到‘深度利益绑定’，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逐利本性的异化与委托代理关系的扭曲。”田利辉表示，早期的私下帮忙多源于人情社会的信任让渡，而随着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显现，内在驱动迅速转向对超额收益与高额分成的贪婪追求。

　　“券商一线员工在客户拉新和服务上面临巨大KPI压力，当正规渠道佣金无法覆盖预期或客户对净值波动不满时，部分从业人员便利用信息差和职务便利，通过私下代客理财维系客户关系，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田利辉表示。

　　赵敬国表示，亏损出现后，员工不敢承认违规，“帮忙”就异化成了用新资金填旧窟窿、靠收益承诺维系客户的“借新还旧”，窟窿越滚越大，终至难以为继。员工的身份和客户资源就是获客资本，考核短期化从供给侧、客户“稳赚”心理从需求侧，共同养大了这个灰色市场。

　　没有赢家的“负和”博弈

　　“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自身的专业信息优势与职务便利，试图绕过合规限制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部分投资者则出于对专业能力的盲目迷信与快速致富的渴望，自愿让渡账户控制权。双方通过隐蔽的收益分成协议结成深度利益同盟，本质上已经蜕变为规避监管的非法资产管理行为。”田利辉认为，这种利益绑定越是紧密，其对抗监管审查的动机就越强烈，最终使原本单纯的违规操作滑向不可控的深渊。

　　“代客操盘”行为会对券商员工、券商机构、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带来多重风险和负效应。

　　“券商既是融资债权人，又有监督员工的义务，不能只关注客户支付的佣金和利息，而忽视其实际风险是否由员工控制。”周永强进一步指出，“代客操盘”违规操作可能使客户风险转化为券商自身的信用风险和管理责任。

　　“‘代客操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负和’博弈。”田利辉强调。

　　田利辉进一步解释，对从业人员而言，“代客操盘”一旦东窗事发，不仅面临终身市场禁入与职业生涯终结，更可能触犯刑法身陷囹圄；对证券机构而言，内控失效将招致严厉的监管双罚，巨额连带赔偿与声誉受损将严重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对投资者而言，不仅需独自承担杠杆放大的巨额本金损失，且因私下协议不受法律保护，事后维权往往面临举证困难与执行无门的困境；对整个资本市场而言，此类行为严重破坏了公平交易原则与信托责任底线，侵蚀了公众对金融中介的信任基石，若不加以严惩，将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示范效应，阻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网络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加大了监管监测的难度。对此，周永强提出四条建议：其一，以实际控制关系为核查对象，把技术信号转化为相互印证的证据，券商可以将设备关联、交易时序、客户与员工关系和报酬线索结合起来；其二，对信用账户建立能够触发人工干预的分层预警，而不只在平仓线附近发出提示；其三，把回访做成事实核验，并用留痕保证后续可以还原决策过程；其四，将合规考核与独立审查压实至业务负责人层面，压缩长期违规行为获得内部容忍的空间。

　　赵敬国也给出四个方向，一是科技监测前移，对多账户共用设备、交易风格与客户身份明显不符、关联账户同涨同亏等情形建立预警模型，事中拦截；二是压实券商主体责任，员工账户核查、通讯留痕与考核硬挂钩，让第一道防线带电；三是完善举报奖励，让知情人敢开口、受害者愿举报，缩短潜伏期；四是提高罚款金额、多用市场禁入，并与非法经营、诈骗等刑事追责衔接。